A: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《三重门》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，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，风沙满天，建筑土气，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。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，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，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，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，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，觉得上海什么都好，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。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，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，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，一分钱没留下，一脚油门消失不见。到今年我发现转眼已经四年过去，而在序言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因为要说的都在正文里，只是四年来不管至今还是喜欢我的，或者痛恨我的，我觉得都很不容易。四年的执著是很大的执著，尤其是痛恨一个人四年我觉得比喜欢一个人四年更加厉害。喜欢只是一种惯性，痛恨却需要不断地鞭策自己才行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谢谢大家能够与我一起安静或者飞驰。我出过的书连这本就是四本，最近又出现了伪本《流氓的歌舞》，连同《生命力》、《三重门续》、《三重门外》等，全部都是挂我名而非我写，几乎比我自己出的书还要过。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。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《外面的世界》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，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，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，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，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，叫了部车回去。电视剧搞到一半，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，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，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，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，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，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，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，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。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，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，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，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，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，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。-到了北京以后我打算就地找工作，但这个想法很快又就地放弃。